一名调查记者的一年：我从许多“伤痕累累”的现场走过-公闻财经

作为一名调查记者，2023年这一年中，我去了大量的新闻现场，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总结下来，“破坏”与“重建”，似乎是我这一年在新闻一线行走中所见所写的两大关键词。

被伤害的

今年夏天，我去了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仁市调查地方债“救火队长”樊强获刑一事（详见《地方债“救火队长”获刑背后：县域债务危机下的商机与危险》）。

樊强的故事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一位曾经被视为当地政府“座上宾”的商人，最终获刑，身陷囹圄。此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各地政府大肆举债——地方政府在谋求政绩之时无序举债并非某一个地方独有，由此而造成的种种“烂尾”也不鲜见。

地方政府大举借债后形成了巨大的违约风险，这些掮客就显得炙手可热，他们往往能在地方债务面临“爆雷”之时调来救急的资金，成为“救火队员”。比如樊强，风光时当地主要领导都曾上门向他求助——即使在樊强被控后，贵州其他地市政府融资平台依然找到樊强背后的金主寻求帮助，并书面确认：“是我司主动恳请贵司帮助我司解决短期拆借资金问题，资金成本也是经双方协商自愿同意，贵司的帮助既是防止我司违约爆雷，也属于金融维稳工作。”

樊强这样的掮客存在于全国各地，人数过万。就樊强而言，他认识一些企业家，但能借到的单笔金额最多在千万元级，当需要更大额的资金时，他背后还有实力更强的后端掮客，后端又认识账面现金更多的金融人士，一个紧密衔接的庞大地方债中介市场就此展开，靠着高风险、高收益、超短期维持着各方利益均衡，击鼓传花。但等到地方化债压力陡增之时，这些原本是政府座上宾的掮客立刻成为“过街老鼠”，成为被“切割”的对象，中介们自视严谨的种种风控措施、签订的各种协议，也只能随风飘散。

我在贵州的十多天里，恰巧又得知了当地的另一个重大纠纷：一个招商引资的“明星”项目，最终陷入长达五年的争讼漩涡（详见《兴仁“明星”铝电项目一地鸡毛，5年争讼为哪般？》）。

同一个地方的两个案例，从财政和产业两个角度折射了当地的经济生态。从鼓励发展、发展重工业到化解风险、产能指标收紧，政策的前后调整都有特定时期的必要性。但如果颗粒度细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县，新官不理旧账，导致民间资本陷入恐慌或者投资利益得不到保护，这样的矛盾依然时有发生。

此类个案对各当事方都造成明显的伤害。樊强的获刑和“登高铝业案”中的投资折戟自不必说，当地也在其中遭受伤害——许多评论就直接对当地的营商环境提出疑虑，甚至有人认为当地的种种做法属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一些受访者与投资者就跟我说，不敢去如此营商环境的地方投资。

我今年参与采写的“汉氏贵金属老板跑路”报道（详见《从行业前五到资不抵债，江西上饶汉氏老板“跑路”始末》），则揭示了另一种破坏和伤害：既有小圈子内拆借贵金属货物不留凭证的“行规”；也有同乡同业对“大老板”的信任；还有当地政府对支柱产业和GDP注水的纵容，最终酿成一个涉案数十亿元、多家上市公司卷入的大风波。

这样的撕裂、伤害，或许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修复重建。

待重建的

需要修复和重建的不仅仅是经济生态和营商环境。

今年7月，华北遭受罕见的洪灾，河北涿州灾情却一度被忽略，我们迅速将关注投向这座小城。

8月的第一天，我们联系到了多位涿州水灾的受灾者，对当地灾情进行了报道（详见《洪水中的涿州等待救援：“一公里外就是安全区，但救援力量不够”》）。随后的一系列报道，从救援、安置、物资发放等多个角度对灾情及当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了呈现。

从观察者角度来看，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捐赠是每一次灾难都要面对的大学问。比如，急缺救援力量的灾区，会有灾民传递出需要救援的信息，而政府则或许掌握了已经出发尚未抵达的救援人员、物资的信息，因此了解救援力量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并不短缺。两者的信息差，传递出不同的声音，造成外界质疑，让人心陷入不安。另外，物资到达后如何卸货、如何分类，又如何安排发放，都是一套需要科学运作的统筹安排。因为有无数好心人为灾区捐款捐物，不仅需要投入更多人员精力，有时还会出现过剩情况，而对于灾区来说，过多的资源短时间内涌入，有可能意味着新的灾难。在涿州洪灾中，我也一度看到这样的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