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局的2024年九项重点工作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置于首位，表明我国经济动能的新旧切换进入快车道，同时意味着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核心支撑势必得到超级强化与空前夯实，而从产业成长的长周期规律要求看，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更具长远意义的战略任务安排也将获得政策的连续助力与驱动。
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存量优势
经济活动的直接载体是产业体系，产业体系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质量与水平，且不同水平产业体系的创建与完善需要配置相同刻度的牵引力。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倒逼传统产业升级加速的同时，也急需新兴产业成长的快速扩容，科技创新毫无例外地成为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核心引领。而经过长时期较为扎实的沉淀与积累，我国科技也的确具备了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充分条件与硬核实力。
我国是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占全球比重的30%，且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我国还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14亿多人口中有超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同时新型城镇化存在不小的扩张空间。如此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厚实的市场潜力确保了科技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可以在大国经济内部循环的基础上稳实起步。
数据显示，我国全社会R&D（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规模达到3万亿元/年，占GDP之比上升到2.55%，同时国内科研人员总量超过600万人/年，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过去10年中跳到目前的第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香港—深圳—广州、北京、上海—苏州在全球科技集群中的排位分列第二、三、六位。多维指标既显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得到显著提高，也代表科技创新作用于产业的装备能力以及成果转换与产业生成的动能相当充实。
从实体部分看，我国已建成高水平的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2100多个，其中421个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29%。与此同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总数突破200万个，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15.1%。科技创新赢得了宽绰的价值应用主场景与广阔的成果转换主阵地。
从外部条件看，我国已建成19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12个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420家国家技术转移机构、40余家技术交易市场，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4.78万亿元/年。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设立36只子基金，总规模达到624亿元，全国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业孵化载体超1.5万家，覆盖95%县级以上地区。政策动能的不断扩充以及创新条件的日益优化成为科技引领现代化产业建设的高效润滑剂。
驱动与牵引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产业链完整性
虽然我国产业体系较为宏大，但某些环节上依然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现为：部分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组装和加工制造等中低环节，“微笑曲线”两端占比较低，行业关联效应以及协同共振性不显著，产业组织的规模效应与集群效应不够强大，不少行业产能过剩且库存周期长，产业空间布局和地域分布存在趋同化倾向，产业融合及升级功能并十分健全等。
但是，这些传统“低端产业”又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基础，甚至是衍生新兴高端产业的重要母体，不能“一退了之”，应当对其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尤其借助科技创新的强大赋能，传统化产业整体朝着现代化产业跃迁的背景下，产业体系会更趋健全与完备，产业层级会更加健康与完善，产业链功能会更为健壮与完整。
不同于前两次科技革命我们错过了宝贵机遇，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以人工智能为标配的第四科技革命中，中国站到了与发达国家同一起跑线的位置，科技创新能量甚至领先全球，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增材技术等都可对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赋能与价值再造，如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发现市场新需求，增强产品个性化与精准化服务功能，实现柔性制造；云计算与物联网可以拓展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空间，实现泛在制造；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支持企业降低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实现极端制造；增材技术可充分利用材料资源，完成便捷制造。对接与嵌入这些先进技术，企业与产业便可迈入高端化与智能化的强势行列。
任何技术的应用都要不菲的成本，尤其是不同行业创新要素禀赋本就不均衡，不可能所有企业与产业都能通过自身科技创新完成转型升级，这就需要搭建各种专业性的科技创新服务平台，构造出针对目标产业链的全方位能量输出矩阵。
为了尽可能加快传统产业的升级进程，有必要创建全国性与区域性的科技创新型产业转型升级载体，建议对先行制造业集聚区进行改造提升，建设一批特色和优势突出、产业链协同高效、核心竞争力强、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新型产业升级示范性园区，经验成熟后加以复制推广，在此基础上，支持与推动各种科技创新要素与平台资源朝着园区与基地汇拢，引导与激励链上企业和大项目向着园区和基地集聚，最终以产业集聚联动出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培育与催生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提升产业链的先进性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成长所依赖的要素不尽相同。传统产业更多的是在占有与扩张物理资源、增加与提高机械设备投入等重资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种成长方式不仅面临着资源稀缺性的制约，而且遭遇融资成本以及人力成本曲线愈来愈陡峭的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多种要素瓶颈约束下，各个产业只能处于封闭状态，产业的辐射与联动协同功能受到抑制，企业跨环节以及产业跨领域获取额外利润的能力较为贫弱。也正是如此，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同时，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培植与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达沃斯论坛发布的《2023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将有望对未来社会与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前沿技术明确为柔性电池、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航空燃料、改善心理健康的元宇宙以及可持续计算等，在此基础上均可生成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
其中我国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同时将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等作为未来产业展开前瞻性布局。这些被称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与升级中的传统产业形成了稳与进、破与立、补链与延链的关系，最终共同构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柱。
既然新的产业赛道由科学技术特别是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凝结而成，首先就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围绕科技前沿领域超前部署，以重大应用场景为牵引，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加快产出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作用，推动企业、大学与科研机构等智力资源与创新资源的通力合作，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中心、高校院所支撑、各类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并以“揭榜挂帅”和“赛马”等方式，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最终打造出强大的战略性与未来性技术供给体系。
服务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颠覆性技术研发，必须创建出要素聚合、转化服务、成果展示、产业育成等创新转化服务生态。一方面，可以聚焦战略性与未来性产业生态圈，布局建设一批成果转化性中试平台，同时培育壮大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组建专业性技术转移联盟；另一方面，瞄准新兴前沿领域，建立一批战略性新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先导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等优势资源汇聚，在区内培育发展成果转化型领军企业、成果转化性型企业集群，并将先导区打造成未来技术创新策源地、未来场景应用转化引领地与未来产业发展集聚地。
增强与扩张全产业韧性，提升产业链的安全性
科技创新既是全球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安全性的根本保障。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发展，谁掌握了科技创新先机谁就赢得了未来，谁把控了科技创新的主动权，谁就可以将本国产业体系的安全神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理论上说，产业链的完整性和先进性可以促进和提升产业体系的安全性，但并不能严格确保安全性的牢靠与稳实，因为产业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很大程度上展示出的是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优势，但若整体产业链或产业链的某环节国产化率较低，即使产业层级再高，产业水平再先进，再有竞争优势，也不能代表产业体系的绝对安全性。
从现实上看，不仅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波不断地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形成扰动，而且我国的产业体系本身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元器件、基础材料、关键基础软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存在着“卡脖子”问题。因此，现代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强调的是在危机与风险时刻，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展示出强大的韧性，即具有动态应对、动态恢复、动态创新与动态升级的功力，而且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动能构成中，自我科技创新能力越强，产业体系的安全性就越有保障。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产业体系的安全性，需要凭借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科技创新的力量，一方面，提高顶层设计水平，厘清整个科技创新体系的研究方向，制定科学的产业规划以及产业发展目标。
另一方面，紧密依托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凝聚和集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社会资源共同攻克重大科技难题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强化各类科技计划的统筹协调，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强大合力。中央政府须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窗口指导，确保创新资源朝着“卡脖子”领域汇聚，同时创造出全国性与地方性产业联动互补的内循环格局；举国创新体制必须与企业创新主体结合与互动起来，前者更多在基础技术、底层技术及前沿技术创新上用功，后者在应用创新、市场创新及场景创新上发力，二者契合，锻造出有为政府、有力主体、有效市场和大众参与的制度优势。
值得强调的是，科技创新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而是要在强化自主创新体系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成果。只有将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置于全球产业生态圈的互动融合情景中，方能检验出产业体系的安全程度，也才能找到科技创新的突破口与关键点位。
为此，要持续加强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引进和培养国际尖端人才并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与优化开放布局，积极引导和鼓励外资在我国设立全球研发机构，开展全球创新与产业合作；要充分释放自贸区、海关特殊监管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的功能，畅通我国产业在关键技术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上的全球循环，以在动态中不断优化和校准我国产业体系的自主性与安全性目标。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