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2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主办，《财经》杂志协办的“翔龙鸣凤科学论坛：科学与哲学对话”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
当代科学发展进入快车道，我们对宇宙、生命、意识的认识不断推向纵深，取得突破；传统理论、观念以及价值观也面临严峻挑战。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决，需要科学与哲学联手推进、交叉作用。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呼唤科学与哲学结为更加深入、更加紧密的盟友。然而现实情况是，科学和哲学渐行渐远，希冀借此次论坛的召开，让科学与哲学重新相遇，点燃星星之火。
“科学与哲学”对话现场
在“科学与哲学”对话环节，《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裁张燕冬作为主持人，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唐本忠，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城市底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何继善，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创院院长、校长讲座教授郑仲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郝刘祥，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科技哲学研究室研究员孟强等共同参与讨论。
以下为对话部分实录：
两学科如何从对话中受益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裁张燕冬
张燕冬：我们已经听了9位学者的分享，包括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人文科学家等。从这9位学者的视角来看，有的从科学学科的研究视角看待哲学问题，有的则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去梳理哲学的研究方法，还有对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探讨。出乎意料的是，当前，哲学家们似乎更担忧于目前的社会现实。下面有请唐本忠院士、何继善院士、郑仲煊院士、何怀宏老师、郝刘祥老师进行科学与哲学的对话。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何怀宏老师，您在前面的整个讲话中，提到了最初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和科学家事实上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到工业革命之后，科学更偏向于技术的结合。但是好像离哲学相对的远了。然后您现在不仅从地缘政治，而且是从技术的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等等你很希望今天的全球的思路让科学和哲学在此相遇，是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解释一下？谢谢。
何怀宏：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个人的相遇，我也有科学家的朋友，但是从整个时代社会的大势来说，科学与哲学确实没有很多交流。过去柳宗元有一句话，他说人间最聪明的一部分人不多，所以他们集中到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会兴盛。我今天觉得科技吸引那些最聪明的人，可能吸引力最大。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情况。比如说当年高考刚刚恢复的时候，大家还不是很清楚未来的事业前景，有的录取到法学、经济学觉得很不高兴。我报的是哲学，怎么分配到了经济学、数学。但没几年变化了，经济学成为显学，很多应用学科成为显性，基础学科报的人很少了。
张燕冬：今天从哲学家的思维来说，包括前一位学者也是，有很多的担忧，包括环境，但是您今天早上说地球的事是不用担心的，它的半径就是抽出来一下，您说地球半径有6千多公里，我们现在所讲的非常表层、非常薄的一层，人类不用去担心地球，是这个意思吗？人类需要担心的是自己，无论是气变，还是方方面面，我们很多的担忧，您是给地球把脉的，也是像CT一样把地球照得很清楚，您怎么思考这个问题？
何继善：其实说“保护地球”是个假命题，实际上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这是真命题。我们对地球的破坏，对它来说影响不大，去掉一米对地球影响不大，但是去掉一米对人类的影响非常大。
张燕冬：想问一下何院士，从您的学科、工作角度，您从哲学的方法论上，您认为对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城市底下空间及能源研究院创院院长、中南工业大学原校长何继善
何继善：我在方法论这方面学习得还很不够，尽管我今天上午也说到了哲学的方法、一般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论。事实上，哲学的方法论往上看很大、很宏观，但是事实上它对人们的思想影响也很大、也很深远。因为研究哲学不是个学以致用的目的，研究哲学是要宏观、抽象地认识这个世界。但是，在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时候，如果我们也能够把这种思维放到工作中间，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会有指导作用，包括内因跟外因的关系。所以，我在研究过程中更多的是进行技术上的研究，对地球物理的理论研究也研究了一些，但是研究得很浅。在进行技术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从宏观到微观，要研究它的本质问题，要研究它的内因，这对我们突破一些技术瓶颈有积极意义。
张燕冬：唐院士从研究分子的角度，拓宽了我们的哲学思路。您在研究中发现还原论无法解决所有困惑，因而导向整体论的研究，这其实也是哲学中量变、质变的问题。您在AIE的研究中不仅运用了科学理论，也积极探索哲学层面的思想和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您的困惑是什么？您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院长唐本
唐本忠：有观点认为，哲学是科学之母，科学和哲学互相影响。但现在二者的分野越发明显，做科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哲学研究的影响力却有所下降，获得的研究突破似乎也越来越少。我们中国哲学的闪光点还是春秋战国的先哲思想，欧美国家如雷贯耳的哲学家也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一批，哲学研究不再群星灿烂。
而科学发展到今天，其实更需要哲学的指导和突破。实际上，并不只是我所在的研究领域，包括AI、医学等在内的领域，都将面临很多伦理问题。对于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考验，哲学家们或许可以从科学家这里找到一些新命题，进而推动哲学的发展。因此，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沟通对话很有必要。
我大学本科是学化学工程出身，现在的研究方向更偏向医学。严格地说，我研究的是基础科学。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并不是一回事，但其实科学与技术很难分家。通过与医生合作开展生命科学研究，我学习到了很多东西，也找到了医院临床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我想通过本次平台跟哲学家们相互对话的原因，希望能从哲学家们那里获得一些启发和指导，也期待哲学家们从我们科学界找到一些新问题。
我非常同意“最聪明的人会决定未来社会发展”的说法。人们常说现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兴起而不是在中国。彼时，欧洲的贵族在“仰望星空、叩问大地”；古代中国的优秀人才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这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导向价值观有关。中国人很早就研发出了火药，却没有进一步了解其背后的原理。火药实际上就是化学，古代中国能够最早发明火药，后来却遭到西方国家火药的炮击。我想，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起联手，或许能在中国文化的塑造和价值观方面起到一些改变作用，让当代年轻人树立起崇尚科学、崇尚哲学的思想观念。
张燕冬：我想哲学应该是解决思维方式的问题。从今天的谈话当中，各位老师有没有对哲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一些想法？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系主任郝刘祥
郝刘祥：我很赞成唐本忠老师的说法，哲学和科学的对话是受益的。做哲学的人大多对科学了解甚少，但是科学里面的诸多问题，比如唐本忠老师提到的还原论、整体论，还有心灵、意识是否能还原状态或者功能，这些都是哲学能够从自然科学中获益的部分，以探讨科学中涉及到的真正哲学问题。
哲学学院化之后不关心生活和真正的实践，而哲学应该关心科学实践和日常生活，关注现实世界，这是哲学可以从科学受益的部分。科学也同样能够在哲学受益，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方面，哲学可以让人思维严密化。大家认为哲学是天马行空，但哲学也要求精确的概念，苏格拉底的两条基本原则中，一是用清晰的概念准确地表达思想，不能用隐喻、比喻、暗示；二是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论证支撑。人类和世界之间隔着一堵墙、一个屏幕，即为语言，无论是科学语言还是非科学语言，语言都是由概念组成的，人类的知识即为概念之网，而概念之网最核心即为哲学概念，时间、空间、因果性、自然规律、自然种类，这些概念都是哲学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可以在通识教育领域训练人们思维的严密。
第二方面，哲学可以天马行空。因为关于世界本原的终极问题始终无解，这个时候哲学家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在相对自洽和道明理论的前提下给人启发，比如牛顿的超级作用力最初是违背我们的直观直觉的，再比如法拉第开始是信奉原子论，但最后否定推翻了原子，认为整个空间都充满了立线，立线就是场的线积分。这便是哲学家能够带给科学家的启发。
哲学的作用主要关乎基础教育的严密化，以及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提供各类稀奇古怪的创造力，哲学需要想象力，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
张燕冬：中国古代哲学中也蕴含着一些哲学思维方式，包括天人合一、系统论等。这种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中医是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它是功能主义的，但绝对不是结构主义的表述。您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郝刘祥：中国哲学的内容我略知一二，但是不敢发表评论。
张燕冬：孟强老师您怎么看？
孟强：科学发展对于哲学来说，是不是挑战或者一个新话题，这个命题非常好。近代哲学问题由科学引发。康德告诉我们，如果世界是这样的，人的自由在哪？引发了人在世界中位置的思考。这是一个由科学革命引发的哲学问题，到现在问题也没有解决。
现在哲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技术伦理。例如，是不是要编辑婴儿？科学家可以做，但是不是应该做？这是一个伦理问题，人的自由权利问题。这个问题由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所引发。哲学除了思考科学引发的问题，还有重要的功能就是实践领域批判、判断力批判等。科学问题同时也是人类自身的问题，科学不仅仅关于世界认识，同时也引发人在世界中位置的变化，引发哲学对科学所造成的可能后果忧虑。焦虑是哲学家的必备素养。
哲学与创新能力的释放
加拿大健康科学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院创院院长、校长讲座教授郑仲煊
张燕冬：非常感谢。我也是今天上午听了之后我在想，我感觉哲学家最终的忧虑不在哲学问题的本身，而在于社会的现实，这可能且孕育着哲学家去用一种更大的思路去思考这种现实问题，形成一种更深刻的思维方式。我不知道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忧虑担心的是哲学以外的问题。我不知道我对不对。郑仲煊教授，您说说看。
郑仲煊：谢谢您的介绍，我会用英文讲慢一点。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科学与哲学”，科学其实是强调了一些非常基础的问题。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面提到“我们没有办法保持好奇心，没有办法从0到1开始，因为从0到1是最艰难的过程”。在科学里面，我们怎样去解决从0到1的问题呢？为什么外国的学校培养了这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中国没有那么多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科学和哲学相结合，并且产出一些有能力从0到1变化的人呢？
比如说内地大学生的IQ可能会比斯坦福大学、多伦多大学的高一些，经过大学四年的培养之后，哪里的学生能力会更强呢？研究显示，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培养的学生在学习智慧和好奇心方面比国内的学生更胜一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都在强调GPA，但在加拿大、美国的大学，他们会鼓励学生进行更多地创新和思考。在中国，学生能够从10发展到50，却没有能力从0发展到1。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用更好的方式培养下一代学生，那么中国的科技发展将受到大大的限制。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科技发展曲线，中国仍然处于落后位置。美国更加重视科学和技术的培养，我特别想强调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智慧需要自上而下传递给学生。虽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问题的所在，但我们有没有能力来求本溯源并且开始转变目前的教育体系？我们希望能够解放孩子们的思想，改变教育体系，让中国能够培养出更多做到从0到1的学生。
之前我在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学教过学，当时就被我的学生们的想法所震撼。我的教育理念是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希望大家问我问题，希望大家能够挑战我作为教授的权威。作为教授，我是希望能够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我希望的医学院教育，希望能够培养出0到1的学生，同时能够解决科学和哲学的问题。
在美国，大家会讨论AI，AI发展得那么快，那什么是AI呢？AI其实就是计算机，它在做人想做的事情。在医学领域，我们已经有很多东西是在依赖AI了，但是AI并没有取代医生，他们其实是在帮助医生。但我一直在告诉年轻的医生，如果你不去学习怎么使用AI，那么AI将会取代你。所以，我觉得对于其他所有的职业也是一样的。
AI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拥抱人工智能，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这些东西都是基于数据建立起来的，数据不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在搭建数据的时候也会出现一系列的误差。所以，我们把AI纳入科学界的时候需要一个边界，需要建立起一个围栏来保护当前的哲学和科学，圈起一块哲学和科学的自留地。不然所有的学生就只想做AI，人们只会依赖于算法和数据，而不是创造新的东西，但我们需要去创新，所以在AI方面还是要谨慎。
张燕冬：当前，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还没有完全体现和释放出来。这关系到创新教育体系以及整个创新环境的创新生态培养。唐院士如何看待教育体系建立的问题？您认为有何解决之策？
唐本忠：教育确实是很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据了解，来自中国、美国、印度、伊朗、俄罗斯的专家专门进行过一项调查，统计在这些国家中，哪个国家的大学生入学成绩最好。答案是中国。然而接下来4年的大学教育实际上主要是灌输知识。作为理工学院的院长，我认为如果学生在大学学习期间只是刷了4年题，那么即使每门考试都是A，也非常令人失望，因为这样的学生未来很大程度上会面临被AI取代的风险。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我们缺乏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和从0到1的创新意识。在日常讲课的过程中，我最担心的是讲完之后一个提问的学生都没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
郝老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院成立时讲过一个故事，说一位研究生做研究，他拿研究结果去跟教科书上的模型对比，却无论如何也套不上。这严重打击了学生的研究意愿和积极性，他的老师告诉他，“就说这样吧，你再研究三个月，如果还是套不上教科书的模型我给就你换题目。”
其实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但这对师生都不懂哲学。所谓的“套不上模版”或许是一种运气，或许会启发创新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成果。哲学是有指导意义的，他们缺乏批判性思维，教科书上以几百年前的条件所推导出的模型完全是可以错误的、可推翻的。
张燕冬：郝刘祥教授，您能不能也再说说看？
郝刘祥：我认为哲学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如何从0到1，我听过两个实例。
一是图灵问题，如果我们建立人类基本概念的完备集合，给定推理规则，人类所有的争论都能解决，这是公理化思想，如果给定一个规则，能否推理出所有真理呢？这一直困扰着逻辑学家和数学家，图灵由此提出了不可判定问题。所以，原始创新的思想是非常朴素的。
二是机器学习，机器学习核心原理是贝里斯定理，英国有个天才的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推理同样服从条件概念，机器学习最核心的就是加成，但是基本的原理是主观贝里斯主义。这些都是很朴素、很直观的哲学想法，但是长此以往便不可小觑，这是我想能够为郑院长提供的一点补充案例。
伦理与科学的边界
张燕冬：郑院长，您从医学上能不能解释一下？
郑仲煊：其实医学是一个中西结合的过程。最开始是神农尝百草，我们是一个观察性的医学，中医是很慢的。不过在中国的面部识别技术中，做得最好的AI是造影诊断，还有皮肤病的诊断，甚至一些罕见病的诊断。
另外一个，我们会去探索到底什么是DNA？什么是生命？回到西方世界，医学是在于探索进化。人是怎么进化的，当时在剑桥大学的一个实验室，库克就发现了双螺旋结构。之后就去了解人类的基因组，去探索人类生命的起源，现在甚至可以修改基因。还有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做基因编辑，很多基因性的疾病、遗传病，可以在母体的子宫里就做一些基因的显微操作，去改变和纠正遗传的缺陷，这就是科学或者是技术，而不是哲学。
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是否去创作一个基因上完美的人类呢？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哲学问题或者是道德问题。在医学领域里面，需要去探讨很多问题，但回到科学、哲学和医学，我们会发现医学在几十年来发展得非常快速，很多年前有一些病是无法治愈的，但是到了现在是可以治愈的。
在过去的4年，我们因为疫情在做一个创新药，9个月内就做出来了，速度非常快，是前所未有的。原因是疫情时代，全世界都在分享信息，分享新冠病毒的遗传结构。这在以前大概要四五年，甚至是八年的时间才能做到。现在我们有了科学，有了技术，伦理和哲学的问题也有更多的探讨。在美国、加拿大有很多跟医学相关的伦理讨论，还探讨科学和哲学的边界，以及我们该怎样去确保这些边界不被践踏。
张燕冬：医学伦理的问题，我想再听听看您的看法。
郑仲煊：在十多年前，我们有听过冷冻胚胎的技术。冷冻胚胎的技术在2023年是无法治愈的，我们没有相应的手术或者是药物去开发，但是我们的病人会因为比较有钱，所以他想冷冻到30年后、50年后，我们找到了方法，但能不能这样做呢？这属于医疗伦理的问题，也是大家在探讨的。
张燕冬：我是外行，有一些问题可能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它可以解决，但是随着基因的编辑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涉及到哲学和伦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基因编辑，你可不可以产生一个非常完美的生命？这个现在是不是在边界方面世界上没有共识也不敢做出这种定论。
郑仲煊：在十多年前我们有听过冷冻胚胎的技术，病人在30年后或50年后，我们找到了对于这种癌症的医治方法之后再治疗。这样做可以吗？
张燕冬：现在冷冻技术过关了吗？万一醒不来呢？
唐本忠：冷冻技术已经实现商业化，已经有试验者接受了冷冻。在医学方面，现在人的部分器官是可以移植的，随着医学干细胞研究的发展，将来所有的器官或许都可以替换。我想提问哲学家：到那时，一位所有器官都被替换的人还是他自己吗？
郝刘祥：不用担心，我们的身体每时每刻都会更新大量的细胞。人体细胞不到10年便会全部更新一遍。
唐本忠：举例而言，一位美国警察在皮肤烧伤后接受了一名德国男子的皮肤替换，最后发现这位警察整个身体的DNA全部被替换，只有头部的少量DNA还是原始自有的。这位警察要求他医生告诉他新出现的DNA，医生却说签了保密协议无法告知。这种置换不同于自身器官的代谢，并且导致了一个问题出现——他到底还是不是原来的自己。
郝刘祥：这是唐老师上午提到的问题，也是哲学需要关注的科学中的问题，现在传统的哲学无法回答生物学技术、医学技术的伦理问题。我曾参加过几次北京干细胞研究院的活动，他们的科学家认为几百年之后人还食用碳水化合物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繁衍后代也将打破传统，这都是我们现在的哲学、伦理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因生物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伦理学问题，目前的答案即为文化共识。比如说胚胎干细胞培养期限，这是没有推断基础的，我们只能基于基本的共识。这便是科学带给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
张燕冬：郝老师，您把信念、理论、实验这三个要素作为概念体系中比较重要的部分。信念是主观形成的，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关键要素吗？如何对信念这一要素进行标准化的评估？
郝刘祥：这里的信念指的是一些世界最基本的观念。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这取决于个人不同的哲学立场。所以我笼统的称之为信念，即为关于对这个世界最核心的假定，包括时间、空间、自然规律、正义、美等等。关于这个世界的基本概念，可以认为是假定，也可以认为是真实存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认为，世界的基本概念即为人类的知识信念之网，科学知识较为特殊之处就在于任何事物的证明依赖于正当有根据的理由支撑。
科学与技术必须区分
张燕冬：刘老师讲了一个问题，科学和技术的分开对现实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科学不能转化成生产力。现在在讲科技产业化问题，比如科技跟地方政府合作，地方政府出资建立重点实验室希望赶快出成果，但是不能太功利，这个问题的明晰化非常重要，刘老师再讲一下。
刘亚东：咱们国家很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包括认识上的误区，都是由于概念是似而非、不求甚解造成的。“科技产业化”、“科技创新”等词都不对。技术可以创新，但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规律客观存在的事物，科学不能是出现，而是探索。
“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也不一样，“技术发明”指创造新技术的过程，而“技术创新”指新技术应用于实际，产生经济或社会效益的过程。发明只有进入市场的那一刻或是被市场接纳的那一刻才能叫创新。可以说技术创新，但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所以谈科技产业化，是把已经发明的技术但还未进入市场的东西产业化。这些概念含糊不清很影响我们国家发展。
张燕冬：DNA属于科学发现吧？DNA部分转化为生产力，这个怎么来划分？
刘亚东：在某些领域出现科学和技术相互融合的趋势。举几个例子，纳米技术、还有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科学和技术不完全分离，有些科学能马上变成技术，基因技术确实如此，我认为这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基因技术可以说是科学，也可以说是技术，但也不是不能区分。但是在其他绝大多数领域，科学与技术是分离的。
何继善：我同意刘院长的说法，科学是不能创新的，我们国家有三个国家奖项：一是自然科学奖，二是技术发明奖，三是科技进步奖。1985年，我获得国家发明奖去领奖时发现有了科技进步奖新奖项。科技进步奖旨在奖励通过对技术的应用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而技术本身并非自己所拥有。这个奖项在1985年也许是有意义的，到现在我觉得没有意义了。因为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社会可以给予奖励，如企业规模扩大，甚至上市等。所以这是概念糊涂的结果。
还比如说教育问题，关键在于教育体制必须由教育家来做。我们的教育很成功，这几十年发展的很好，是国家培养出学校做出来的。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把国家建设的这么好。人多是我们国家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大学教育也要上大课，因为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很难做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希望能在这些非常重要的方面进行创新，对教育的更多方面能够加以改进。
张燕冬：我们现在无论哪个学科都在寻求新的范式，经济发展的新范式也正发生着变化。唐本忠院士，您认为这些新的范式大概朝向如何呢？
唐本忠：我今天早晨讲的是范式转移，接下来郝刘祥老师提到科学和哲学有很多流派，每个流派的说法都不一样，范式也不是范式转移或者是库恩的这套模型，它有积极和局限的双面性，哲学家间意见往往难以统一。
我非常认同刚才何院士所讲，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是有极大优势的，我们的大学教育某种程度是非常成功的，这三四十年虽有外资支持，但终究是中国人自己干起来的。我是工科学校毕业的，我的同学很多作为企业领头人，为经济起飞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认为现在的教育从1到10，甚至从1到100是极好的。美国的老师非常喜欢中国的学生，因为我们的知识学习极为踏实。而在将来要从0到1的话，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有值得改善的地方，这并非是否定教育的成果，我们当下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范式转移是动态的，哲学家是从思维到思维，我们做基础科研研究是从文章到文章，我们乐于与医生交流，因为从医生能够得到真正的问题。
我一直认为理工科和基础科学研究是需要学习哲学的，艺术家需要天马行空，科学家也需要天马行空。新的现象、新的困难、新的疑惑，这些就会催生新的理论、新的范式、新的模型。
我认为我们的学生在把基础知识打好的同时，要学习批判性的思维，批判性的思维是最为重要的。作为研究，往往是没有固定答案的。
张燕冬：请何院士为我们讲几句。
何继善：我建议哲学家们重视一下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现在我们是靠科学哲学家来发展哲学，很长时间重视科学不重视技术，认为科学是高的，技术是低等的。事实上现在技术对于社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位美国的工程师，是他1985年得的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大概有80%给了科学家，但是也有少数的给了发明家，他发明了什么？他发明是集成电路。因此在评价他的时候认为他是改变了这个世界，我们现在哪一样东西离开了集成电路？现在所有社会的发展，技术起了很重要的直接的作用，这跟中世纪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哲学家去研究社会问题，现在社会更需要哲学家来研究技术问题，研究科学问题。我也买过科学、哲学这样的书来看，不一定都看懂了，但是我觉得当前这些发展的确挺快的。这种情况下如何思考这中间的哲学，我觉得对于当代的哲学家有很重要的意义。这是我的想法。
张燕冬：非常感谢，从研究社会问题也要去观察技术问题、科学问题。郑仲煊教授您的看法？
郑仲煊：我简短回答一下。刚才说了教育是很重要的，需要继续加强。我们在科研出版方面、生物科学以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表现比美国更好。从1到0的发展，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医疗方面，尤其是临床医学方面比美国低很多、很多。但我们在生物医学领域有一些出版物在自然、在细胞方面发表的论文比美国更好。所以，我希望今天下午，科学与哲学的对话，可以引发我们关注医疗，希望医疗也要加强，因为老龄化在中国非常严重，我们的GDP可能会被医疗保健拖累。比如，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已经拖慢了其经济发展，医疗临床做得好，会对我们国家未来有很大的贡献。
张燕冬：郑教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已经进入到老年化社会，他讲加拿大的例子，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影响到经济。
何怀宏：刚才唐院长、何院士、郑院士的观点，我都很同意，也很受到启发，比如哲学好像没有什么突破，我觉得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衰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是精神文化好像在衰退，至少是相对衰退，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的判断。
还有何院士谈到的关于地球，他说我们不是挽救地球，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想挽救，这说得一针见血。当然，地球历史上有过冰冻期，有过各种各样的灾难，但它就是这样存在的，我们说要挽救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家园，当然这还是也点人类中心主义，但是也是情有可原，因为还是我们自己把它给糟蹋成不太适合成为我们的家园，所以我们不得不保护。
还有郑院士说到的，中国的学生为什么到了国外，刚去的时候很突出、很优秀，但是过了4年好像就落后了，就是在最好的大学的对比会比较明显。我们现在在很多领域，从0到1，不是再靠勤奋、模仿、学习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自己要创新，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所以，学术的自由、独立思考的精神，这就特别重要，批判性的思维也特别重要。
张燕冬：老师讲的有点沉重，哲学家就把问题的尖锐性说的比较明确了，对于国际上的哲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太了解，不知道国际上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何怀宏：从最好的哲学家，峰顶来比较，20世纪哲学比如说比较有名的上半世纪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下半个世纪领域就狭窄了一些了。学院化、专业化、专门化，肯定越来越做的很细了。但是也会感叹不要说20世纪称之为大师的原创性人物，更不要和19世纪比较。包括其他的方面也是艺术，比如说艺术我不知道有没有可以和贝多芬一直到柴可夫斯基这样的创作，我们有很多演奏的大师，作曲的大师呢？所以你都发现精神文化的层面真是不乐观。
张燕冬：下面请郝老师说几句。
郝刘祥：我认为我们哲学的专业工作者应该更多与科学家、工程师、教育家交流，去关注他们关注的哲学问题，这样既能促进哲学的发展，同时也许对其他学科、社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帮助，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现场提问环节】
现场提问
现场提问1：很多人通常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具有攻击性或者容易产生争论的思维。比如讲还原论和整体论，两者互相攻击，而且从哲学上无法得到确定的答案。但在科学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模型，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哪一个更为精确。在面对哲学无法准确完善地回答问题的情况时，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我们是否该像把光定义成波立二象性这样，既接受有某些性质，但又不排除另外一种性质的存在？
唐本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去看待批判性思维的问题。专业上的问题就是专业上讨论。从这方面来讲，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不要认为这是在攻击。爱因斯坦等也无法避免错误，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伟大。
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权威、崇尚教科书、崇尚名流，但思维上需要有批判性，批判不是攻击别人，而是找出不足，去提高、去改善，最后如果产生新的思维方式。科学主要是改变思维方式，技术主要是改变世界面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老校长高锟曾获诺贝尔奖，他发明了光纤，光纤改变了整个世界。
何继善：批判性是对事不对人，攻击是对人不对事。
现场提问2：下面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唐本忠老师或者何怀宏老师。在我们讨论到原子论和分子论的时候，何老师说古希腊的哲学是经验趋势、直观猜测，那么德谟克里特如何在2000多年前想到原子论的观念？他如何通过自己的经验或者直观猜测，超前2000年提出这个先进的概念？
何怀宏：我觉得至少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提出原子论的，所以我也只能猜测，我猜测他可能就是一种抽象的能力，物体可以无限地分下去，但是总会到达一个点然后不可再分割，当然这是一种哲学的抽象力，他没有办法去实验，所以这和现代物理原子论不一样，当时能够提出这样的一种观念就相当了不起。
唐本忠：问得非常好。当时提的原子论是一种假说，并且当时的原子概念和现在的原子概念并不相同。当时就认为往下推，推到最小的地方就是原子。而现在，原子是已经有物质基础的原子，原子也不是最小的，亚原子比原子还要小。2000多年前的原子说法与现在一样，但词意并不相同，就像《春秋战国》中古今异意的说法。
现场提问3：原子之下还有基本粒子，这一思想在100年前显得非常超前。或许100年之后的人类看我们现在的科技，可能也会觉得过去的人类很愚蠢。好像永远都是前人受到了局限，后人在嘲笑。
唐本忠：这不是嘲笑，而是进步，任何东西都是进步的。我们中国的先哲说物质最小的单元是“金木水火土”，现在你觉得很可笑，但是当时是很伟大的，至少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很伟大的。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体现在他会不会提出问题，因为提问是思维能力的体现。解决问题是技术研究的任务，技术或者工程的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但是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
何怀宏：你刚才说的原子论，其中第一条就是所有的元素是由最小的原子组成的，是不可再分的。跟现在不一样了。但是尽管它有错，也是伟大的理论。而且它后来用化学的方法求了大概有20几个元素的原子量，这是他做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这个是一个科学研究、科学认识，所以科学是往前发展的，这个认识是不断正确方向发展的。尽管存在错误，也是伟大的科学理论。
现场提问4：今天何怀宏老师讲的，我们以反复、最粗野文明的方式看待世界。如何看基因编辑？
何怀宏：这个问题上我总是觉得因为基因编辑它的结果太不可预料。刚才唐院长也说了，换皮肤改变那么多。这个基因编辑尤其我觉得用于生殖细胞这些东西，基因绝对应该是个禁区，这些问题上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有不可预料的后果。我们没办法预测。
现场提问5：第一，从科学史上的角度，科学曾经来源于自然哲学。而在特殊历史阶段，有些人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事业，那科学与哲学应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姿态去对话？第二，科学精神与具体技术存在分离，爱因斯坦说他信奉一个斯宾诺莎式的上帝。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精神与迷信的宗教信念之间有什么区别？科学能否或者是否应该向宗教一样承载人文关怀？
唐本忠：宗教是信仰，是不需要被证明的，它是否存在是另一回事。科学则是必须要证明的，要证实真伪、证明结论。而哲学刚好是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哲学有一部分要证明，有一部分无法证明。这是我所理解的宗教、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具体关系。在我看来，宗教不是迷信，但它会影响科学家的思维的。以爱因斯坦为例，他反对社会主义原理纯粹是基于宗教信仰。
在科学史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前几年，一位以色列的年轻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最反对他的人是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那位美国科学家反对他纯粹是基于一种信仰或者哲学的考虑。因为他认为世界是完美的，晶体也一定是完美的。而在前者的观点中，总晶是不完美的，所以他嘲笑这位以色列年轻人。这个人因为一系列类似行为搞丢了工作，但是最终他拿了诺贝尔奖。所以宗教、信仰、哲学绝对会指导我们的科学研究。
何怀宏：我同意唐院长的观点。过去清华的一个社会学家专门写过一个《迷信不迷》，他说很多东西信念不光是他有很大的社会的效力，而且他就是很多东西很朴素的觉察到了某些东西，最后我们不谈，包括历史上比如说炼金术对化学的贡献，有时候真的就是混在一起的，但是慢慢的剔除前面里面有一些可能很不理性的成分，或者是什么。他的目的，包括科学和宗教我不多说了，反正就是很多成就卓著的，包括牛顿多是非常虔诚的有神论者，杨振宁说我相信有一个造物主。不知道各位科学家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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